浙江乡村,数字变革风正劲
发布人:张志银来源:农民日报浏览次数:发布时间:2022-02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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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

浙江省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。夜已深,会议室却依旧灯火通明,每个人都全神贯注、目不转睛,盯着大屏幕上滚动的数字“驾驶舱”。主讲者用激光笔对着思维导图,专业术语连续不断。恍惚间,让人怀疑,这究竟是机关大院,还是互联网企业?

身处“互联网之都”杭州,加班加点是常态。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,过去一年,围绕数字化改革,“一把手”召集的会议就超过50场,其余大大小小讨论、座谈更是难以计数。8小时之外,大家所切磋的话题、案头所研读的专著、调研所涉及的主题,仍然聚焦数字化改革。

据统计,“浙江乡村大脑”归集数据超13亿条,集成53个多跨场景应用,覆盖1790多万亩农业生产用地;“14+2”个“浙农”系列场景应用,累计超1700万次的赋码用码量,日均用码量超10万次……每条数据背后,都是海量的重构。

从雾里看花到洞若观火,从手足无措到成竹在胸,从亦步亦趋到踏浪前行,面对这场数字化改革,尽管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各有不同,但都日益感觉到,意义之重大、任务之繁重、挑战之艰巨。没有人能置身事外,全部畅想着、设计着、创构着、优化着自己的“数字版图”。

作为时下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数字化一度被视作城市化、工业化的“专利”。但一向以务实、创新著称的浙江人,跳出三农抓三农,用数字化改革引领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,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,不遗余力聚焦推动。

数字化与传统种养业看似相隔甚远,美丽乡村的宁静与数字化的快节奏,仿佛也不在同一频道,浙江何以勇往直前?数字化改革到底给浙江三农带来哪些改变? 

迭代:从信息化到数字化

提到浙江农业,不可避免的标签就是,人多地少、山多田少,资源小省。尽管经济发达,尽管工业化、城市化高歌猛进,尽管农业占GDP比重不断走低,但浙江反向思维,转而更加重视农业,更加重视乡村,希望全力以赴、另辟蹊径,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的财富。

信息化就是重要选择之一。早在1998年,浙江就建立了全省农业农村信息平台——“农技110”,随后几年又启动“农民信箱”工程。200多万名用户不仅可以收发邮件,还能网上销售产品。

2003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“数字浙江”建设,并将其上升为“八八战略”重要组成部分。由此,信息进村入户作为“千万工程”的重要内容得以迅速落地。到2020年底,浙江基本实现重点乡镇5G全覆盖、农村100兆以上接入速率,两万余个益农信息社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。

“数字化基建”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乡沟壑,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则加速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。那几年,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打造,从省里到地方,从城市到乡村,很多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,甚至网上办、掌上办,一次都不用跑。

数字化既展示着另一面浙江,也书写着又一个浙江。2020年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,对数字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,要求抓住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,着力壮大新增长点、形成发展新动能,并嘱托浙江“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”。

重要窗口,到底展示什么?2020年11月19日,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不久,浙江省委全会就提出“数字化改革”,希望以此为总抓手,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。一时间,引发社会广泛热议。

如果说,此前浙江谈数字化,更多停留在信息化与电子政务转型。这一回,落脚点则在改革,层次更高、意义更深、范畴更广:用数字化的技术、思维、认知,贯穿党的领导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,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、组织架构、方式流程、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、系统性重塑。

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认为,现代化光有理念还不行,还必须得有现代化的制度、机制、方法和手段,缺一不可。数字化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“器”,更是智慧层面的“道”;是理念、制度、底层逻辑的深层次改革,更是方法、手段的颠覆性创新与系统性重塑;是这个时代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,更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答题。

工学博士出身的袁家军,曾任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。也许在他看来,社会就如同一艘飞船,由数以万计的零部件组成,必须用系统集成方法,形成完整闭环。尤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,更需要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、精准化,探索构建数字化时代下的新规则、新政策和新机制。

2021年,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,一场视频连线省市县三级的大会,正式打响了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发令枪。袁家军的讲话旁征博引,点燃了与会者内心的火焰。尽管很多人听得似懂非懂、云里雾里,但大家愿意相信这就是未来,自己必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。

从省府路回到凤起东路,作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的王通林既倍感压力,又兴奋莫名:

与其他部门单纯的行业管理职能大有不同,农业农村不仅条线多,而且涉及面广,不光要强监管,还得优服务、促发展。这些年,乡村网络虽通了,可农业比较效益相对低下,农民文化教育相对欠缺,农村要素激活相对困难,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,都给数字化改革带来重重压力。

但前景的确令人鼓舞。这场改革完全有可能形成新动能,让浙江摆脱长期以来资源束缚所造成的桎梏。经济发展、社会治理、法治建设……这些都可能因为数字化,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。想到种种美好场景,所有疲惫和忧虑仿佛一扫而光。

王通林很快召开部署大会,成立领导小组,自己亲任组长,每位副厅长各领任务,并组建数字三农改革专班,与各个业务处室、技术开发公司一道,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数字化改革。全省层面,每两月召开一次例会。而在省厅,则是日碰头、周例会、旬督查、月总结。每天恶补数字化专业知识,一听到哪个兄弟厅局有经验、哪个县市有创新,王通林就带队亲往调研学习。

这场全面升级后的改革,无疑堪称前所未有、迄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,既是蓝海,又是“无人区”。

重塑:应用场景是关键

围绕数字化改革,浙江确立了“152”工作体系:“1”即1个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,“5”即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、数字政府系统、数字经济系统、数字社会系统、数字法治系统5大综合应用系统跑道,“2”则指的是理论和制度法规2大体系。

对标这一体系,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确立了农业高质高效、农村宜居宜业、农民富裕富足3条跑道,重点打造“浙江乡村大脑”,同样用一串“11151”数字清晰勾勒整个系统构架。即:1个农业农村数据仓、1张乡村重要资源天空地一体化全域地理信息图、1个全省农业农村数字化工具箱以及对应5大领域的核心业务应用系统和1个浙农码。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、数字三农改革专班组长陈良伟是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任,他领受的任务是“浙江畜牧产业大脑”的开发,也叫“浙农牧”,最近,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第二批最佳应用,它的诞生就浓缩着数字化改革的精髓。

相比种植业,浙江的畜牧业经过多年转型升级后,规模化、标准化有了大幅提升。主体对于利用数字技术,提高生产效率和精密智控,本身就有着强烈需求。可与猪场内的一众物联网设备不同,“浙农牧”意在基础再造、链条重塑,显然不在同一层级。

经历无数次的讨论与碰撞后,改革思路日渐清晰,归结为一个词,即“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”。具体落脚在“六个全”,即业务全穿透、主体全上线、地图全覆盖、风险全管控、服务全集成、一码全贯通。

方向既定,如何开发?浙江有“三部曲”之论:首先,从用户的高频与共性需求出发,建立需求清单;在此基础上,再按照“大场景、小切口”理念,构建系统方案,谋划多跨场景清单;最后,从法律法规突破、体制机制创新、业务流程重塑等角度,形成重大改革事项清单。此谓“三张清单”。

因此,切口很关键,不仅要小,更要直击痛点。“浙农牧”就抓住了肉品上市前的动物检疫合格证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。过去线下开证,既难管,效率又低。浙江获批“双证”无纸化改革试点,正好让数字化有了用武之地,检疫申报“零次跑”,与市场监管系统的“浙食链”打通后,屠宰准出与市场准入无缝对接。

一个支点,撬动一个系统。围绕生猪产业链全环节,浙江梳理出22项需求,形成养殖、防疫、检疫、调运、屠宰等8大应用场景,再细化为监测预警、疫苗管理、检疫追溯等29项子场景。背后逻辑很繁杂,主体使用却很简单:一场一个“浙农码”,红黄绿三色,代表评估结果,就如同健康码。

“整个‘浙农牧’中,像这样的改革事项就有25项之多,每个环节背后都进行了流程重塑。比如:防疫环节,突出‘一支苗’全程管理,检疫、流通环节突出‘一张证’全程追溯等等,及时发现风险,高效闭环处置。最终,一环套一环,形成闭环。”陈良伟说。

去年6月后,“浙农牧”的管理端和用户端相继上线。短短半年多,注册用户就超3.2万户,实现畜禽养殖、调运、屠宰、疫苗企业等12类主体全上线,在线开具动物检疫证613万单。

此外,浙江还制定了7项数字化相关制度,把畜牧业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固化为制度规范,推动“实践-理论-实践”的螺旋式上升。虽然过程很煎熬,几度推倒重来,每个人都抓破脑袋,但学中干、干中学,大家对数字化改革的认知得到不断升华。

作为渔业大省,浙江渔船数量多、作业区域广、通航环境复杂,商渔船碰撞事故时有发生。如今,记者登录“浙渔安”看到,通过自动监控系统,所有渔船身在何处一目了然,连驾驶舱内船员的行为都一览无遗,可智能识别、报警提醒。此外,借鉴陆地交通规则,该应用还引入海上“斑马线”概念,减少商渔船的碰撞事故。

最有价值的是,通过“救援在线”功能模块,综合利用参与搜救渔船的实时位置、落水人员的漂流路线、船舶的最大航速、现场实时风浪等数据,“浙渔安”可计算出不同船舶到达不同位置的最短时间。去年10月16日,“浙岱渔06609”事故就是靠此功能,在事发后15小时成功救起两位渔民。

“浙渔安”背后即海洋渔业综合管理试点改革,涉及26项改革,成为全国唯一的渔船渔港精密智控建设试点。纵观每个应用,都与改革密不可分,浙江将应用场景开发与流程再造、制度变革、机制完善相协同,从而构建起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。 

集成:数据壁垒正在消弭

75岁的余湾发是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东湖畈村的村民,4年前患上尿毒症。起初,血透次数没那么多,日子总算景气些,2020年,他顺利“脱低”。不曾想,没多久,他的病情加重,才几个月,医疗自付支出就达2.7万元。

才刚出院,镇里的联村干部余民峰就赶到家中。原来,就在前一天,余民峰手机收到预警提醒,余湾发有可能返贫,于是立即上门核实。数据是自动推送的,了解情况后,他马上反馈给民政部门。很快,余湾发被重新纳入低保保障,预警顺利解除。

余民峰手机装的叫“防贫监测预警系统”。衢江在册的10120户低收入农户,以及已脱贫的2075户农户,都被纳入重点监测范围,一旦有返贫风险,马上预警提示。自从推出该系统,去年全区总共预警121件,全部及时处置、限时办结。

衢江的切口很小,就关注“防贫”二字,可里头文章却不小,贯穿着19个部门的58项涉贫补助到户事项。但如果放大视角,聚焦省级层面的“浙农富裕”应用,衢江只是其中一个特色子场景,说它小其实也不为过。

据介绍,“浙农富裕”以强村富民为突破口,系统谋划了产业、就业、活权、强村、赋能、帮扶6个促富“一件事”,像返贫动态监测这样的机制创新有7项之多。目前,通过“帮扶促富一件事”,全省已实现低收入农户帮扶对象全覆盖、帮扶流程全链条、帮扶服务全方位、帮扶监测全闭环。

对于“大”与“小”的关系,浙江有着独到拿捏,这也是系统观念与系统方法的精妙所在:大,即打破条块分割、条线孤立的碎片化模式,强调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;小,即化大为小,将复杂的庞大系统,分解为若干简单可执行的实施系统;最后,又化零为整,集成为一体化的综合应用。

因此,尽管部门、地区之间有行政篱笆,数字化系统却无“门户之别”。只要涉及业务交叉,彼此留好接口,纵横贯通就能形成全景画像。比如,“浙农田”“浙农宅地”这两个应用,背后是农业农村与自然资源两个厅的高度协同;“浙农经管”里的农村“三资”管理数据,对接给省纪委后,便于开展小微权力监管;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厅所打造的“产业大脑”,也专门把农业板块纳入其中。

如何确保“大与小”的精准匹配?浙江同样有道:一方面,自上而下,强调顶层设计,避免各搞烟囱、重复建设,确保高效协同;另一方面,自下而上,鼓励基层探索,细化跑道,一地创新、全省共享。由于最终要综合集成,源头上得保证数据格式、语言体系等统一。

“浙农富裕”就打通了20多个省级部门的208项数据。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、副厅长陈利江看来,这种统分结合的好处在于,通过顶层设计,可实现规划、支撑、构架、标准、运维等统一,而分的价值在于,激发基层能动性,体现开放协同、共建共享。

短短时间,一大批特色场景应运而生。黄岩的“瓜农天下”就因为小切口解决大问题,得到副省长徐文光的热情点赞。原来,当地农民追着太阳种西瓜,外出瓜农近4.3万人,身影遍布全国各地,年产值达50亿元。

如今,天南海北的瓜农可获取智能选址、农资供应、销售对接等一众服务。尤其借助改革之手,竟实现了跨地区的政策性保险办理。种植面积、农资采购、还款记录等数据还成了授信依据,与金融机构打通后,让瓜农可享受低息贷款,不少信用良好的还提高了授信额度。

还有象山县的“闲置农房盘活”应用,巧妙之处在于用水用电数据分析,即可梳理出资源库,与之配套的发布招商、审批服务、过程监管、办证贷款等服务一应俱全。系统上线仅一个月,就完成46宗交易。目前,浙江已摸底出22.7万宗闲置农房,潜在盘活收益预计超过200亿元,将在象山试点基础上加快推广。

赋能:产销鸿沟亟待打破

纵观浙江数字化改革的“五条跑道”,其中4条更多体现在党政决策的科学化、社会治理的精准化、公共服务的高效化,带有浓厚的公益性。那么,除了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外,数字化改革能否为农村发展创造新动能?说一千道一万,其成功与否,最终取决于“农民的腰包是否鼓起来”。

数字化尽管可以倒逼流程再造、制度重塑,但说到底仍是方法和手段,绝不可能成为目的。数字化改革的方向,更不是为了获得海量数据,而一定是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,帮助农民实现优质优价。这其中,品牌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抓手。因此,一众应用场景中,“浙农优品”赫然在列。

问题是:这个应用场景究竟应该怎样设计,除了农药化肥的实名购买、定额施用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与追溯外,如何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链接?

长期以来,农业农村部门习惯的语言体系是“我有什么”,而非“你要什么”。因此,在消费升级的时代,如何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,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
这天,凤起东路来了两位客人,一位是浙江大学城规院数字品牌研究所副所长朱振昱,另一位是浙江永续农业品牌研究院副院长杨巧佳。他们带来的方案和构想正是:利用海量数据生成品牌综合指数,犹如豆瓣评分和大众点评,让生产管理部门一眼就能明白短板所在,让消费者一键就能选择心仪品牌,最后实现对生产的倒逼。

数字化投入需要品牌溢价得以变现,而品牌要打响,同样需要数字进行品质背书,两者相辅相成,方能相得益彰。对于该观点,大家趋于一致,因此几乎每天,科教处、质监处和产业处等相关处室的人马都会碰头谋划,如何通过“浙农优品”重塑产销关系。

目前,品牌综合指数的构架正逐渐清晰,包括了品质指数、管理指数、态度指数和行为指数,其核心就是真正打通生产管理与市场消费之间的链接。而这不仅是“浙农优品”的痛点所在,也是不少“一县一品”产业发展遇到的最大阻梗。

近年来,浙江不少地方农业主导产业纷纷布局了大数据平台。但稍加研究就能发现,这些平台虽然沉淀了海量数据,却都停留在生产管理环节。至于产品卖到哪里,谁在消费,是否适销对路,消费评价如何,复购率又有多少,等等,都是“瞎子摸象”。

这些数据不可能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,而全在阿里巴巴等终端销售平台上。因此接下来,在打破行政壁垒的同时,如何与市场化平台实现数据共享,让品牌综合指数更具科学性和指导价值,成了关键所在。

不管如何,数字化与品牌化的螺旋互动,这一概念的提出,已让数字化找到了下一步迭代升级的方向。对于农业产业集群,考虑到各个产业之间需求不同、切口不同,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正积极探索“农业产业大脑+未来农场”发展模式,启动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各100个数字农业工厂试点建设,尤其强化生产与消费的双向打通,以数字化变革催生新动能。

王通林判断,从数字农场、数字牧场、数字渔场,到加工、营销、康养、文旅等二、三产业的深度融合,再到乡村资源的全面盘活、青年乡贤的下乡创业,这些都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,通过数字化改革来重构新型生产关系,无疑将赋予浙江三农全新的意义与价值。

数字大潮,浩浩荡荡。尽管数字化改革大幕掀起才一年,尽管很多应用仍待升级优化,尽管老问题还未解决,新问题又随之而来,但浙江的乡村大地上,这股大潮已势不可挡,到处迸发着新活力、新理念、新模式。每个人都在用数字将未来变为当下,让乡村更安全、更智能、更美好、更有活力,也用数字改变着治理结构。一幅共同富裕的“富春山居图”正呼之欲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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